如何认识日本遭原子弹轰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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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日本遭原子弹轰炸事件

作者:网络电视台浏览次数: 850 时间: 2014-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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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日本遭原子弹轰炸事件

2014-03-23 09:23

来源：青岛网络电视台

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国空军对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这种现代战争武器以其可怕的摧毁力，彻底击溃了日本政府与军队准备将侵略战争继续下去的意志，迫使其无条件投降，干净、利落地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本来，作为人类史上迄今为止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民族，日本应该痛定思痛，深刻反思这个事件的前因与后果。然而，人们看到的是，日本人一直根据自己的“逻辑”来评判日本遭原子弹轰炸问题。原子弹问题居然成了日本塑造自身“战争受害者”的素材，被反复利用；日本政客以其岛国惯有的小聪明，以实施偷梁换柱的手法，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地抢占道德制高点，借此淡化乃至掩盖其战争加害者形象，以求模糊乃至隐匿日本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如何客观地认识日本遭原子弹轰炸问题？原子弹事件已经过去一个甲子有余了，应该将这一事件置于整个历史过程加以审量，而不是孤立地、片面地盯在原子弹巨大杀伤力带来的破坏性上。

　　日本投降前夕，除了派往太平洋战场的数量庞大的军队，还有大量军队正在亚洲各国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仅在中国战场仍有100余万以上。这些充满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人，经过多年的残酷厮杀，已经养成残忍、嗜血的习性，越是面临不利局面越是疯狂。因此，在这些兽军面前，亚洲各国人民面临的危险空前严重。日军除了在中国大陆制造无数针对无辜百姓的屠村、屠城事件，对盟军战俘进行的集体屠杀也频繁发生，仅在巴甘省的死亡进军中，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据日本的公开资料显示，二战中印度尼西亚约400万人被杀，越南200余万，菲律宾111万，缅甸30余万，新加坡15万。就在广岛遭受第一原子弹轰炸之后、美国空军即将把另一颗原子弹投在长崎时，日本的军政要人还在皇宫的防空洞里召开最高战争领导会议，主张“一亿玉碎”、“本土决战”。就日本政府及军队的好战本性而论，不使日本付出沉重代价，不对其形成致命威慑，日本绝不会放下屠刀。相反，日军对亚洲各国无辜民众的屠杀势必更加疯狂，更加血腥；在日本兽军疯狂的屠刀面前，亚洲各国民众付出的代价势必更为惨重。在这种事态之下，采取任何手段迫使日军停止疯狂而血腥的屠杀，无疑都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就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发动的反攻而言，以特殊威慑手段彻底摧毁日本决策集团的抵抗意志，不仅对盟军有利，而且在客观上也对日本本土的民众有利，换言之，如果美国不使用原子弹，不仅盟军要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日本方面(包括军人与平民)也要付出更大的伤亡。由于日本军人都接受过军国主义教育，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根深蒂固，在战场形势呈现绝望状态的情况下，其行为更为疯狂。正如两次参加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1995年5月11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所指出：“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流血地进军，日本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桀骜不驯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是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是多么渺茫，无论结果是多么确定，日本人都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事实确实如此，仅以美军伤亡计，塞班岛战役美军阵亡3000人；硫黄岛战役美军阵亡6000人，伤21000人。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双方的伤亡越来越大，冲绳战役中，美军12513人死亡，38916人受伤，10万日本守军共有95000人死亡，琉球平民死亡14万之多。

　　随着战争接近日本本土，日本举国上下已决心孤注一掷。1945年日本约有7000万人口，可动员的兵力高达700多万，虽然这些士兵的素质、武器装备很弱，战斗力也不高，但武士道精神很重，要击败他们绝非易事。正如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总统所说：“尽管美国在战场上处于优势，但要想实行日本本土登陆作战，至少还需要100万援军。”如此庞大数量的兵力对决，其伤亡人员可以想见。有人做过估计，由于是在日本本土决战，日本军民死亡数量可能会超过500万，如果战争久拖不决，很可能超过1000万。加上美军的全面封锁，饥荒与疾病的威胁，也会使日本军队，尤其是平民付出沉重的死亡代价。日本当局以700万日军为赌注，心存侥幸，幻想时来运转，赢得转机，只有在这些日军大多被消灭以后才会投降。就此而论，以非常手段使日本战争当局尽早地意识到拒绝投降的可怕后果，无疑是最优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挽救日本的善举。两相比较，以原子弹轰炸进行威慑，迫使日本当局彻底放弃幻想，立刻停止战争，乃是不得已而为之、虽则残酷实则对日本与盟军都有利的最佳手段。以日本人的精于算计，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2013年5月21日韩国《中央日报》发表文章称，称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神的惩罚”。此文在日本引发轩然大波，日本大使馆于22日向该报发出抗议，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23日指责，“韩国媒体的表达明显是无知的体现。就因为我们(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原子弹的国家，而持有那样的认知，坚决不可原谅。”日本官方对韩国媒体的回应，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在原子弹问题上坚持的“日本逻辑”：原子弹是一种可怕的非人道的武器，日本是迄今为止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所以，人们必须表示同情，否则，就是“坚决不可原谅”。然而，日本人却避开一个关键问题：为何招致这样的后果？要知道，对于原子弹问题，这才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一切所谓的道德评判都无从谈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遭人痛打，装出一副可怜相要求人们同情，而故意隐瞒致使自己挨打的累累恶行，不仅荒谬，而且可恶。然而，这个无可回避的关键问题，却被日本刻意回避了。

　　韩国媒体说日本受到原子弹轰炸是“神的惩罚”，是神学因缘论观念的一种表达，无非是说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招致原子弹轰炸这样的惩罚，乃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而日本的反应则是“高度艺术化”：它把自己装成了一个天真烂漫的纯情少女，无端遭受歹徒的强暴，蒙受了天底下最大的冤屈，好像人们不表示同情，就是全无心肝、丧心病狂、天理不容。事情真是如此吗？

　　我们已经说过，在二战晚期，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国无辜民众的残酷杀戮已经超出人类的想象，采取非常手段迫使日本停止暴行，具有不可置疑的必要性与正义性；同时，避免盟军在日本境内对日作战，无论对盟军还是日本，在客观上都是有利的。较之其他手段，两害相较取其轻，使用原子弹无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佳选择。因此，对问题的认识就只剩下一个问题：对原子弹轰炸下丧生的日本民众，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毫无疑问，从单纯的人性角度，任何人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对遭受原子弹轰炸伤害的日本民众的生命也应持此种态度。然而，作为倾全国之力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民族，每个人都脱不了利害干系。且不说二战之前，日本全国民众人人分享了对外掠夺的巨额财富，尤其是甲午战争从中国掠夺2.3亿两白银的庞大赔款——相当于清朝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5倍——的实际好处，仅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占领与资源的掠夺，哪一件没有日本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日本民众哪个没有从中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七七事变以来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如果不是得到日本国内民众举国若狂的支持，又何以发动起来并加以维持？从积极灌输军国主义而发动战争而论，民众参与战争是被动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说，真正的战争罪魁是日本政府与军阀。但从历史实际而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是全民族行为，日本的民众也是侵略行动的狂热参与者，绝非与战争罪行无缘的无辜者。一个家族的全体成员支持家中的壮丁去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对所获赃物人人分享，乃是全体犯罪，任何人都不是清白者；对受到的惩罚自然全体承当，根本谈不上“无辜”。

　　日本的母亲们将孩子送上前线，支持他们去残杀邻国无辜生命日本妇女在街头积极收集缝制的“千人针”赠送士兵，鼓舞斗志

　　其实，许多日本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一位侵华老兵晚年与一位中国留日学生交谈时说过一段话：

　　“当时(日本)进行的教育叫‘爱国主义教育’，后来称其为‘军国主义教育’。当时整个国家教育每一个国民，为了日本和天皇，要随时准备牺牲，奉献自己的一切。所以，你可能也看到过一些电影，那时送军人出征，真的是像送英雄上战场一样，全村的人都欢天喜地，我那时也是这样，全村人来送，觉得自己特别光荣……日本当时为什么会发动这么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当时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狂傲的状态，觉得经过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国力强盛，可以征服亚洲，可以抢夺亚洲各国的资源为自己所用。那时天皇发疯，军部发疯，国民也发疯……”

　　他特别中国人所持的一种观点：

　　“中国有一句话‘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是不赞同的，因为事实上，当时的日本人民也是加害者。没有国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一场对外侵略战争是打不起来，或者说，规模不可能扩大到那么大。”

　　这位良心发现的昔日“鬼子”，终于在人生历程的最后阶段，不堪道德良心的重负，道出了历史的真相。

　　实际上，这几乎是大多数日本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针对中国人习惯把日本军阀跟日本人民分开的说法，日本的一位教授宫原曾当面纠正过中国学者，他说：

　　“你们把日本人与军阀分开也许是好意。但这并不公平，因为战争是全体日本人的共同意志。”

　　可以说，正是全日本民众的积极参与，日本的战争机器才得以发动与维持运转。就日本战争机器所犯下的罪行而言，日本全民是一个加害者的命运共同体，无人置身于外。正是基于二战时整个民族对纳粹暴行难辞其咎的清晰认识，战后的德国进行了深入的全民反思与忏悔，而日本没有。

　　在这个事实真相面前，日本人还敢煞有介事地宣称自己是原子弹轰炸无辜的受害者，理直气壮地谴责原子弹轰炸对自己的不公吗？日本人还有勇气说韩国媒体的“神的惩罚论”是“无知的体现”，因而“坚决不可原谅”吗？

　　日本的学校教室成为了军需工厂支持战争日本国内妇女参加军事训练，准备对盟军作战

　　每年的8月6日，日本都要举行高规格的祭奠活动，“反省”原子弹事件，但在这些活动中，反思日本在二战中犯下的暴行、期盼世界和平这个中心主题往往被冲淡，取而代之的是，刻意突出原子弹对日本的伤害，日本面临的核威胁，而日本为何遭受原子弹轰炸这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却被刻意回避，很少被提及。很显然，日本人的内心没有彻底的自我反省，更没有自觉的忏悔。

　　如果说反思原子弹事件，是缘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那么，日本为何对死于日军屠刀之下的亚洲各国的无辜平民无动于衷、漠然处之？为何不敢直面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人神共愤、令人发指的暴行，乃至百般抵赖、公开否定？时至1998年，还有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在哈佛大学演讲《幻想中的南京大屠杀》，公然否认大屠杀的事实。美军的两颗原子弹造成日本本土28万多人死亡，日本人耿耿于怀，刻骨铭心，为何死于日军屠刀下的30万无辜南京市民，包括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的生命，在日本人眼中就一钱不值？较之客观上参与了日本集体施暴行动的长崎、广岛市民，那些真正无辜、纯洁的南京市民，难道不是更值得日本人忏悔、谢罪吗？很显然，“日本逻辑”不允许他们这样思考问题。

　　日本兽兵以杀人为乐日本兽兵在南京竞赛杀人

　　日本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民族性格。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对日本人的性格做过刻画：“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日本人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性源于日本人的生活哲学：对强者的极端敬畏，对弱者的极端蔑视。日本虽然很早就从中国出入了儒家思想，但日本人没有吸收儒家思想的最可珍贵的核心价值“仁”、“仁爱”，所以，对弱者的怜悯与尊重，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是几乎没有地位的。于是，日本人的性格就表现为：在弱者面前逞凶斗狠，而在强者则恭顺温和；在弱者面前黩武，在强者面前显示美善；对弱者倨傲自尊，对强者则彬彬有礼；在弱者面前顽梗不化、桀骜不驯，在强者面前则谦恭善变，刻意逢迎；对强者驯服且恭敬，对弱者逞强且蛮横；视强者为可以靠因而忠贞，视弱者无用故可弃之如敝履；羡慕强者的生活方式而欢迎，鄙视弱者的生活方式故自视甚高……。近代西方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强化了日本人“尊强欺弱”性格的正当性。

　　不过，可以为这种刻画进行补充的是：日本人极端认真而又异常暧昧。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日本人刻骨铭心，念念不忘；不仅不忘，还极尽能事、精心设计出一种让人感动落泪的历史悲情。原子弹问题就是极为明显的例证。对于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日本人的态度可谓极为认真严肃，每年都郑重其事地举行纪念活动。结果，在日本人苦心孤诣的经营之下，日本作为战争发动者的狰狞面目几乎被完全遮盖，由残暴加害者到可怜受害者的惊人转变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了——一个精心设计、梦寐以求的目标实现了。

　　与这种极端认真相辅相成的，是日本民族的异常暧昧：如日本的一些历史教科书将价值判断清晰的“入侵中国”，换成一个无价值判断的中性的“进入中国”——经此转化，一群由日本天皇及国家组织起来的开着坦克、大炮，手持机枪与屠刀的倭寇，立刻转化成了衣冠楚楚、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友好访客；而日本首相的一句“侵略定义未定论”，则将黑白分明的侵略行为变得模糊不清。对于实在无法否认的事实，日本人则尽量以暧昧描述降低其清晰度，如将南京大屠杀称作“南京事件”，以减弱其血腥色彩；或者含糊其辞地说，杀害了包括战俘，妇女儿童在内的许多市民，然后在脚注说受害者数量有争议，以增加读者心理判断上的模糊性；至于对日军残暴行为的描述，则一概付之阙如。对于慰安妇、细菌战等罪行，也同样是小而化之，极尽暧昧。一句话，在日本对其他民族所施加的伤害与灾难问题上，日本人都个性鲜明、毫不含糊地展现了其暧昧性。在这种暧昧性面前，日本的正面形象最大程度地得到维护。

　　不过，在历史的明镜面前，靠小聪明玩弄历史事实，以维护自己刻意塑造的本民族的“伟大”形象，往往适得其反，到头来只能成为人类史上的大笑柄。日本应该好好学一学德国人的智慧，多一点人类正常的思维，懂得按照人类普遍接受的逻辑做人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