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bs1.people.com.cn/post/60/1/2/138277971.html
如何认识日本遭原子弹轰炸事件
2014-03-23 09:23
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国空军对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这种现代战争武器以其可怕的摧毁力,彻底击溃了日本政府与军队准备将侵略战争继续下去的意志,迫使其无条件投降,干净、利落地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随着战争接近日本本土,日本举国上下已决心孤注一掷。1945年日本约有7000万人口,可动员的兵力高达700多万,虽然这些士兵的素质、武器装备很弱,战斗力也不高,但武士道精神很重,要击败他们绝非易事。正如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总统所说:“尽管美国在战场上处于优势,但要想实行日本本土登陆作战,至少还需要100万援军。”如此庞大数量的兵力对决,其伤亡人员可以想见。有人做过估计,由于是在日本本土决战,日本军民死亡数量可能会超过500万,如果战争久拖不决,很可能超过1000万。加上美军的全面封锁,饥荒与疾病的威胁,也会使日本军队,尤其是平民付出沉重的死亡代价。日本当局以700万日军为赌注,心存侥幸,幻想时来运转,赢得转机,只有在这些日军大多被消灭以后才会投降。就此而论,以非常手段使日本战争当局尽早地意识到拒绝投降的可怕后果,无疑是最优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挽救日本的善举。两相比较,以原子弹轰炸进行威慑,迫使日本当局彻底放弃幻想,立刻停止战争,乃是不得已而为之、虽则残酷实则对日本与盟军都有利的最佳手段。以日本人的精于算计,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已经说过,在二战晚期,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国无辜民众的残酷杀戮已经超出人类的想象,采取非常手段迫使日本停止暴行,具有不可置疑的必要性与正义性;同时,避免盟军在日本境内对日作战,无论对盟军还是日本,在客观上都是有利的。较之其他手段,两害相较取其轻,使用原子弹无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佳选择。因此,对问题的认识就只剩下一个问题:对原子弹轰炸下丧生的日本民众,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日本的母亲们将孩子送上前线,支持他们去残杀邻国无辜生命日本妇女在街头积极收集缝制的“千人针”赠送士兵,鼓舞斗志
其实,许多日本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一位侵华老兵晚年与一位中国留日学生交谈时说过一段话:
“当时(日本)进行的教育叫‘爱国主义教育’,后来称其为‘军国主义教育’。当时整个国家教育每一个国民,为了日本和天皇,要随时准备牺牲,奉献自己的一切。所以,你可能也看到过一些电影,那时送军人出征,真的是像送英雄上战场一样,全村的人都欢天喜地,我那时也是这样,全村人来送,觉得自己特别光荣……日本当时为什么会发动这么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当时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狂傲的状态,觉得经过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国力强盛,可以征服亚洲,可以抢夺亚洲各国的资源为自己所用。那时天皇发疯,军部发疯,国民也发疯……”
他特别中国人所持的一种观点:
“中国有一句话‘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是不赞同的,因为事实上,当时的日本人民也是加害者。没有国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一场对外侵略战争是打不起来,或者说,规模不可能扩大到那么大。”
这位良心发现的昔日“鬼子”,终于在人生历程的最后阶段,不堪道德良心的重负,道出了历史的真相。
实际上,这几乎是大多数日本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针对中国人习惯把日本军阀跟日本人民分开的说法,日本的一位教授宫原曾当面纠正过中国学者,他说:
“你们把日本人与军阀分开也许是好意。但这并不公平,因为战争是全体日本人的共同意志。”
可以说,正是全日本民众的积极参与,日本的战争机器才得以发动与维持运转。就日本战争机器所犯下的罪行而言,日本全民是一个加害者的命运共同体,无人置身于外。正是基于二战时整个民族对纳粹暴行难辞其咎的清晰认识,战后的德国进行了深入的全民反思与忏悔,而日本没有。
日本的学校教室成为了军需工厂支持战争 日本国内妇女参加军事训练,准备对盟军作战
如果说反思原子弹事件,是缘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那么,日本为何对死于日军屠刀之下的亚洲各国的无辜平民无动于衷、漠然处之?为何不敢直面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人神共愤、令人发指的暴行,乃至百般抵赖、公开否定?时至1998年,还有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在哈佛大学演讲《幻想中的南京大屠杀》,公然否认大屠杀的事实。美军的两颗原子弹造成日本本土28万多人死亡,日本人耿耿于怀,刻骨铭心,为何死于日军屠刀下的30万无辜南京市民,包括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的生命,在日本人眼中就一钱不值?较之客观上参与了日本集体施暴行动的长崎、广岛市民,那些真正无辜、纯洁的南京市民,难道不是更值得日本人忏悔、谢罪吗?很显然,“日本逻辑”不允许他们这样思考问题。
日本兽兵以杀人为乐日本兽兵在南京竞赛杀人
日本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民族性格。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对日本人的性格做过刻画:“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日本人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性源于日本人的生活哲学:对强者的极端敬畏,对弱者的极端蔑视。日本虽然很早就从中国出入了儒家思想,但日本人没有吸收儒家思想的最可珍贵的核心价值“仁”、“仁爱”,所以,对弱者的怜悯与尊重,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是几乎没有地位的。于是,日本人的性格就表现为:在弱者面前逞凶斗狠,而在强者则恭顺温和;在弱者面前黩武,在强者面前显示美善;对弱者倨傲自尊,对强者则彬彬有礼;在弱者面前顽梗不化、桀骜不驯,在强者面前则谦恭善变,刻意逢迎;对强者驯服且恭敬,对弱者逞强且蛮横;视强者为可以靠因而忠贞,视弱者无用故可弃之如敝履;羡慕强者的生活方式而欢迎,鄙视弱者的生活方式故自视甚高……。近代西方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强化了日本人“尊强欺弱”性格的正当性。
与这种极端认真相辅相成的,是日本民族的异常暧昧:如日本的一些历史教科书将价值判断清晰的“入侵中国”,换成一个无价值判断的中性的“进入中国”——经此转化,一群由日本天皇及国家组织起来的开着坦克、大炮,手持机枪与屠刀的倭寇,立刻转化成了衣冠楚楚、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友好访客;而日本首相的一句“侵略定义未定论”,则将黑白分明的侵略行为变得模糊不清。对于实在无法否认的事实,日本人则尽量以暧昧描述降低其清晰度,如将南京大屠杀称作“南京事件”,以减弱其血腥色彩;或者含糊其辞地说,杀害了包括战俘,妇女儿童在内的许多市民,然后在脚注说受害者数量有争议,以增加读者心理判断上的模糊性;至于对日军残暴行为的描述,则一概付之阙如。对于慰安妇、细菌战等罪行,也同样是小而化之,极尽暧昧。一句话,在日本对其他民族所施加的伤害与灾难问题上,日本人都个性鲜明、毫不含糊地展现了其暧昧性。在这种暧昧性面前,日本的正面形象最大程度地得到维护。
不过,在历史的明镜面前,靠小聪明玩弄历史事实,以维护自己刻意塑造的本民族的“伟大”形象,往往适得其反,到头来只能成为人类史上的大笑柄。日本应该好好学一学德国人的智慧,多一点人类正常的思维,懂得按照人类普遍接受的逻辑做人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