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日趋普及，“全国人大”似乎变得越发可感。但对于这一代议民主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主体——全国人大代表，人们的认识仍略嫌不足。因此本人将关注焦点放在全国人大代表本身而非其提出的议案上，冀以此为突破口对全国人大有进一步认识。

全国人大代表是选举的产物。选举的必要条件之一，即选举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有被选举权的人员中的任何人。这一条件的关键在于“选举人意志”，若选举不能反映选举人的意志，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选举。换言之，当选的被选举人作为选举人权力的受托者，若不能代表选举人的利益，其作为公职人员的行为不能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那么当选的被选举人就不是真正的“选举人意志”的代表，其代表性的不足也就意味着权力合法性的不足。

因而，对全国人大代表的考察的根本就在于对其代表性的考察。那么，对某个特定的人大代表来说，如何评估其代表性呢？他代表了谁的意志、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其意志、如何代表其意志？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通过何种方式进行考察，这也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有如此论述：“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生产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经验”在揭示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同生产间关系的重要作用。在阶级国家中，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生产方式的差异必然同生产者的利益及利益表达直接相关。作为“现实中的个人”，生产者不得不考虑“现实”——不仅仅是马、恩所说“物质的”现实，更是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在微观层面的表现——以决定表达何种利益，以及在当前代议制民主政体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该将权力委托给谁。在此意义上，权力受托者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权力受托者与权力交托者的生产方式是否相同，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本人试图藉由网络渠道，从宏观及微观两个尺度把握第十一届人大代表（甚至往届人大代表）的阶级属性、其选区的经济状况、其选举人的整体经济状况，从经验的角度找到衡量其代表性的有效指标。

截至目前，本人已从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com.cn)提供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整理出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海南、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香港、澳门、台湾、解放军等20个代表团共计1305名人大代表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籍贯、党派、毕业院校、所学专业、学历、学位、现任职务等），并编制成表。并通过其他网络渠道提供的公开信息中获取了安徽和河北代表团共计330名代表（河北代表团个别数据与中国人大网提供之数据不符）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务职位。并将继续整理数据并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宏观上更为全面地把握全国人大代表的基本信息。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共计2979人的基本信息收集完毕之后，本人（或与他人合作）将从微观角度展开抽样调查，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的公开信息中整理作为样本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履历以分析其阶级属性，之后结合其选区的经济状况及选举人的整体经济状况寻找衡量其代表性的有效指标。

依据目前的数据，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下：

1.全国人大代表所属的政治党派在何种程度上对其代表性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现在统计的1305名代表中，1012名为中共党员，110名为民主党派成员、183名为无党派人士。诚然，理论上讲个体身份的多重性并不一定影响到其利益表达，但马、恩的论述“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清楚地告诫我们不要从思辨的角度审视个体行为，而应从经验的角度判明，政治面貌是否会、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一名代表的利益表达过程产生何种程度的（如果会）影响。

2.全国人大代表的受教育程度在何种程度上对其代表性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现在统计的1305名代表中，1205名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515名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习惯上认为公职人员理应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以便更好地表达权力委托人——人民——的利益。但高学历者是否对受教育程度不高者给予充分（何为“充分”这一判断也值得关注）关注、进行充分（同样，何为“充分”值得关注）交流仍是值得审视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英国哲学家彼得·温奇的观点应当引起充分注意：“逻辑的尺度不是上帝直接给予的礼物，而是来源于一定生活方式或社会生活模式的语境，并且只有在这种语境中它才能被理解。”这并不是说高学历人大代表一定不能代表低学历人群的利益，而是从一个侧面表达这样一个问题：在阶级国家中，在通过教育这一途径可以改变一个人阶级属性（从占有生产资料角度来说）的情况下，其是否还能代表原属阶级的利益？

3.全国人大代表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务职位在何种程度上对其代表性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根据前述，结合网络途径收集到的安徽代表团的全部成员和河北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职务职位列表，这两个代表团中的全国人大代表绝大多数是市长、厅长、董事长、总裁等，囿于时间原因，数据尚未核查，但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此从冲突论的角度提出一个基本假设：经济、社会、政治资源不对等的双方，其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同意对方代表自身的利益。而在资源上占优势的一方，于公共事务决策中势必占据有利地位，换句话说，优势方占有泛化了的权力的“第二副面孔”——即对利益表达途径的控制（不仅仅是Agenda Setting，而包括了各种丰富的渠道）。同样的，在此并不想简单粗暴地否定全国人大代表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务职位一定会不利于权力委托者的利益，但持此种观点的人士各界人士为数甚众。

因为数据统计尚未全部结束，其真实性也仍待检验，本人对上述所有论点持保留意见。同时，因在方法论角度对通过此种方式评估全国人大代表合法性的论证尚不严密，本人拒绝对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负责。